1973年5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大学毕业。先后历任工人，机械工业部精密机床修理总站技术员，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基础装备司副处长、处长，国家机械工业局行业管理司处长，曾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工作部主任、奖励办公室主任等。

  时代的印记在人的思想上烙下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一道道或客观或不客观的标签，让这个群体共鸣乃至更多其他时代的群体津津乐道。

  “50后“群体，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国家“建设者”，他们感受过战争余波，体验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鼎盛，推崇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人生经历足够精彩，时至今日，“50后”群体早已迈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原副秘书长李冬茹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50后”。

  1977年，《人民日报》发布《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李冬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一名毛纺织厂工人，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1978年9月走进了大学，开始了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过去简称“机制专业”）学习，毕业设计课题是汽车发动机缸体加工的组合机床。

  1982年，李冬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在方家胡同46号院的机械工业部精密机床修理总站（简称“精修总站”），这在当时不是个例，大学毕业生由国家根据行业和企业要进行分配。精修总站的历史可追溯到1961年，主要负责全国进口及国产精密机床维修和精密零配件生产，这类精密机床维修站在全国约有10个分站。刚到精修总站，李冬茹便被借调到北京机床研究所《机床》杂志（本刊曾用名）编辑部，在编辑部老前辈汪星桥、宋业钧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卷》中关于冷加工技术的稿件编撰工作。8个月后，李冬茹回到精修总站。这段“实习”虽然为时不长，但当时的北京机床研究所人才济济，李冬茹好学、认真的工作作风也给与她接触过的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北京机床研究所担任过副所长、后来调到精修总站担任站长的申彦河就是这里面之一。

  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通过许可证转让的方式从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引进数控系统技术，随后就开展了二次开发工作。申彦河同志到精修总站任职后，提出总站光搞精密机床维修是不行的，不能止步于做“救火队”，要搞数字控制机床改造，跟上时代的技术浪潮。他提出可以派人去北京机床研究所学习培训，于是李冬茹主动报名又回到了北京机床研究所，这一次她在密云机床所整整培训了半年。这半年里，她学习了机床相关装配、数控化改造技术，学习了数控系统编程，并在机床所大件加工车间的018立式加工中心上真实的操作机床，加工零件。她的工作表现得到时任大件加工车间主任金福吉的认可，而金福吉后来也成为北京机床研究所的副总工艺师，是业内鼎鼎大名的数控加工工艺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机床研究所蒸蒸日上，技术创新方面如国内首台立式加工中心、首套柔性制造单元、首条柔性制造系统、国产三坐标测量机、超精密圆度仪等都是在这一段时期突破的。李冬茹两段“北京机床研究所”的工作学习经历，如同淬火，让其对机床方面的知识储备有“更高的刚性、韧性等”。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机床存量超300万台，但约70%是服役年龄超过20年的普通机床，设备老化的情况很普遍。数显技术，顾名思义，大多数都用在实时显示机床参数，帮助操作者更精确地操控机床，可提高加工精度和效率，同时降低废品率。经数显技术改造后的机床并未实现自动化控制，并不是数字控制机床。但数显技术填补了普通机床退场与数控机床未普及之间的空窗期，以经济适用等特点延续了传统机床的生命力，也为未来数控化普及打下了基础。据了解，数显机床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国外的数显推广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最早的感应同步器，再到光栅、磁栅、容栅和球栅，这五种位移传感器代表了数显技术的发展。

  在“六五”技改战略中，要求“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机械工业部将数显改造列为重点推广项目，由精修总站组建技术团队，联合北京机床研究所等单位，以“感应同步器”为核心推进国产化。李冬茹从北京机床研究所学习培训归来后，申彦河站长便安排其主要负责机床数控和数显改造工作。当时国产传感器很成熟的产品是感应同步器，所以数显中心推广的大部分是感应同步器数显装置。这项工作，在政府推动下，全国各省、市设立了数显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用大量经费补贴企业安装机床数显装置。一直到2000年左右，数显产业每年都在迅速增加。不过，李冬茹在这项工作上的投入大多分布在在前几年。在这里，她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副科长，后来在她捐赠给机床杂志社的资料中，就有厚厚的一沓《数显改造》资料。

  从新中国成立起，与机床工具行业紧密关联的管理机构就在不断地调整变革，最早并行的东北机械工业部和重工业部设有机械工业管理局（1948年），继而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1952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1975年）、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1982年）。

  1986年1月根据工作需要，李冬茹调入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被分配到机床工具局规划处。从此之后，她就再也没离开过机床工具行业。

  当然，她所在的单位后来又陆续迎来多次机构改革，经历过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床工具局（1986年）、机械电子工业部机床工具司（1988年）、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司（1992年）、机械工业部基础装备司（1994年）、国家机械工业局行业管理司（1998年）。实际上，随机械工业部的撤销，国家对机床工具行业的行政职能大幅弱化。到2000年底国家机械工业局撤销时，机械行业管理职能纳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后国家经贸委撤销后，机械行业管理职能纳入发改委产业政策司。2008年成立工业与信息化部，机械行业管理职能纳入装备司。至此，我国机床工具行业的管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机构主导，最终在市场改革中形成了工业与信息化部统筹、行业协会辅助的现代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机床工具局规划处，李冬茹从事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利用外资贷款）、规划（行业五年发展规划）、机床工具行业出口、机床行业合资合作等相关工作。期间，她为之倾注了诸多心血的工作包括：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的上海、沈阳技术改造项目，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数字控制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有所松动，世界银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也试图通过经济合作把我国纳入全球化体系，为此向我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型贷款”。当时，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尤其是国企普遍面临高负债、高库存、高成本、低效率等困境。但贷款的数量有限，国家推行“抓大放小”策略，集中资源扶持上海机床行业（在本刊《上海机床百年沧桑》中也有提及）、沈阳机床行业实行技术改造。其中，上海机床行业（包括上海机床厂和上海机床公司18家企业）是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也是我国“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期为1988—1992年。技术方面，上海机床厂引进了美国蓝迪斯公司外圆磨床、曲轴磨床等设计制造技术，德国西门子公司磨床数控系统技术，德国莱兹计量型三坐标测量机制造技术，优质孕育铸铁熔炼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技术等；设备方面，引进国外设备仪器120余台（套），采购国内配套设备920余台（套）。沈阳机床股份公司（包括由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合并组建）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技术改造项目则始于1995年，建设期为5年。重点发展了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改造了齿轮箱、主轴生产线，引入了ERP系统优化供应链管理；引进国外设备仪器570余台（套），采购国产设备仪器810余台（套），如五面体加工中心、大型导轨磨、床身淬火机、高精度数控铣镗床、数控内外圆磨床、加工中心、激光干涉仪等。

  世界银行贷款本质是“市场换技术”的早期实践，发生在特定历史窗口期，揭示了核心规律，即工业升级不能仅靠设备引进，必须同步攻克核心技术和改革体制机制。

  1985年，国务院发布《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报告》（国发〔1985〕128号），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束长期停滞的局面。1990年出口额达110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5.6倍。1991年，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又发布了《关于逐步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重点发展机床、成套设备、船舶等高的附加价值的产品，减少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依赖；要建立出口基地企业和公司集团，赋予大规模的公司外贸经营权等。1995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438.6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增长299%，占全国出口比重也从1985年的17.9%上升到1995年的29.5%。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6》，1990年，机床出口额为0.81亿美元，占全国机电出口比重0.74%；1995年，机床出口额为4.38亿美元，占全国机电出口比重1.0%。当时的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济南第一机床厂、云南机床厂、上海机床厂等企业都各有出口的“拳头产品”，有的企业还自建了外贸部门。这项政策超额完成了规模目标，政策的成功也有世界银行贷款技术改造带来的积极因素，奠定了全球市场占有率基础。

  数字控制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则是我国在1997—2008年实施的一项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通过定向税收减免，加速国产数字控制机床的产业化进程。这里面既有我国入世后的企业生存危机，也有对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高端设备的需求背景。该政策面向符合《数控机床增值税返还产品目录》的国产数控机床，生产企业先按法定增值税17%的税率，在进项税与销项税抵扣后缴纳增值税，年底国家财政按企业当年实际缴纳数控机床增值税的50%返还企业，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该项政策大大促进了国产数控机床的发展，也促使了一批企业加速技术攻关，增强了国产数控机床的市场竞争力。这是我国产业政策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缩影，对当前“卡脖子”领域仍具有参考价值。

  世界银行贷款技术改造属于技术升级，出口扩大是市场开拓，增值税返是企业减负，它们从技术攻坚、市场锤炼以及政策杠杆的协同上，指明了我国机床工具行业的突破之路。李冬茹从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局到机械工业部基础装备司，最后再到国家机械工业局行业管理司，一步步亲历整合，一次次与同行们推动着我国机床工具行业砥砺前行。

  2000年底，国家机械工业局撤销，机械工业进入“无专职政府部门管理”状态。2001年3月由原国家机械工业局下属部分事业单位、40家全国性机械行业协会、学会等共同组建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简称“中机联”），成为机械工业唯一的综合性行业组织。原国家机械工业局的人员一部分留在中机联，一部分转入国家相关部委，一部分进入央企或地方公司集团等，李冬茹留在了中机联，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兼科技工作部主任、奖励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21世纪初，也是我国机床工具行业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型的关键期。访谈时，李冬茹谈及在中机联时为行业所做的工作，归纳起来就是“创新体系重构”。当时，我国机床工具行业的创新体系存在主体分散、协同薄弱、技术攻关“碎片化”、重学术轻应用、生态不健全等问题。涉及的工作很多，概括起来可以主要分为：

  一是以国家科技计划相关专项为杠杆，让机床工具行业的创新体系主体从过去院所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尤其04专项中，她作为总体技术组专家，支持专项对重点课题由制造企业、用户单位、研究机构联合申报，支持对已有国家级机床创新平台的重点建设，支持对提升产品可靠性的技术探讨研究和试验验证；以便更好地支撑机床工具行业的研发技术和产业发展。

  二是以标准为创新准绳。她先后或主导或参与多项相关机床工具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包括开放式数控系统体系国家标准、数字控制机床可靠性评定方法、数控系统可靠性验证等，通过专项支持构建机床工具行业标准体系。

  机床工具行业发展到如今，全球竞争非常激烈，其实质也是创新生态的竞争。当然了，创新生态也并非单人独体能一蹴而就的。李冬茹就像一名出色的“系统架构师”，但是她架构的并非技术路线，而是培育了一片能够让创新生长的土壤。

  李冬茹对几十年来工作的点点滴滴，以及工作中的片言只语，都做了很好的整理与保存。她特别讲述了其2007年时任中机联科技工作部主任时牵头为原机床工具司副总师恩宝贵整理出版《情系中国机床》一事，因为这本书是了解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历史的珍贵记忆。她把整理好的各式资料捐献给了机床杂志社（机床研究院档案室），并指导分类，以便供真正需要的行业人士查阅参考。未来，她也将撷取机床工具行业若干重要里程碑，撰写文章刊载在《制造技术与机床》上。

  时光如梭，奔涌不止。机床工具行业作为国家制造业的“脊梁”，承载着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使命。李冬茹认为，机床工业的征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而是一代代人传递的接力赛，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进程需要的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为此，她期待大家永葆创新热忱，将个人奋斗融于制造强国的浪潮之中，继续书写前进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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